[摘要] 9月25日是周日，上海恒大建材市场却并不太热闹。市场内，卸货车随意停在一边，工人们三两蹲坐在车旁闲聊着。店主们比较悠闲，要么是拿着一叠报纸在看，要么是躺在椅子上半眯着小憩。外面，秋阳似火，稀稀疏疏地驶过几辆轿车
（国际金融报）9月25日是周日，上海恒大建材市场却并不太热闹。市场内，卸货车随意停在一边，工人们三两蹲坐在车旁闲聊着。店主们比较悠闲，要么是拿着一叠报纸在看，要么是躺在椅子上半眯着小憩。外面，秋阳似火，稀稀疏疏地驶过几辆轿车。这是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在昨日走访恒大建材市场时看见的景象。建材业作为房地产业的上游产业，是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行业之一。在限购令及货币紧缩的背景下，受到较大的冲击。
五金店主：营业收入降九成
今年尤其是下半年生意很难做，去年“一天入账千把块”，今年“有时一天100块都做不到”
记者走进一家名为“优家橱柜”的门店，这家店极大，前后三大间，堆满了橱柜、门锁、灯管等货物。老板李崇东对着电脑正看着电影，而几个工人坐在最里面一间屋里在打牌。
“你没看见我在外面贴的告示吗？”当记者询问生意最近好不好做时，老板李崇东苦笑着指了指侧面窗上“本门面转让”的字条。他告诉记者，今年尤其是下半年生意很难做，去年“一天入账千把块”，今年“有时一天100块都做不到”。
李崇东是福建人，做五金生意已有五六年了，专门为房地产工程项目供货。但是今年以来，尤其是下半年，自从国家对楼市调控越加严厉后，生意就淡了好多，加上成本也上浮了些，“生意不好做，利润也越来越薄”。
小李跟记者交谈期间，曲着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桌子，表示现在资金也很紧张，“我跟码头运输的关系很好，以往都可以打条子，现在他们都不干了，非得要现金，说自己今年生意也不好，都亏了好几万。”
卫浴店主：生意靠老客户撑
由于人工、物流、原材料等成本在今年整体上涨，今年的利润率下降了不少
虽有老客户撑着，但拿货量及次数明显少于往年
“米朗卫浴”门店的生意还不错，外面似乎才卸完货。中午吃饭时间，店员们仍还对着电脑在记账。记者跟他们交谈期间，店员小谢接了两个电话，都是要订货的。
“我们生意还行吧。虽然国家限购政策对房地产影响较大，但我们有固定的老客户，所以对我们店的生意冲击还比较小。”店员小谢对记者说道。小谢他们都是福建人，已经在恒大市场做了十来年的生意。客户基本都固定下来了，彼此都很熟。
不过，他表示，由于人工、物流、原材料等成本在今年整体上涨，让他们“今年的利润率下降了不少”。
前不久记者随泰隆银行回访客户时，汉庭复古砖的老板郑永闽也表示过相同看法，虽有老客户撑着，但拿货量及次数明显少于往年。瓷砖涨价幅度也小于原材料等涨价幅度，导致“利润越来越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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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频施"缓兵计"二三线城市限购"扩容难"
（东方早报）据新华社广州9月14日电继浙江台州拉开二、三线城市限购序幕后，限购名单一直难以“扩容”，近日只有浙江衢州市推出限购第四套房子的“限购令”。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追踪调查发现，目前部分二、三线城市遇到限购政策“绕道走”，试图用“限价”代替“限购”。
限购标准模糊的产物
近日，广东省韶关市住建局正忙于约谈一些开发商，要求开发商控制新建住房涨价幅度。
“这是因为韶关市房价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和社会的高度关注。”韶关市住建局副局长何平良说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房销售价格数据，韶关市5月份房价指数环比涨幅排名。
为此，韶关市政府近期发布《关于采取措施稳定新建住房价格的通知》，从9月18日起，开发商如果存在“申请预售商品住房备案均价高于周边同类楼盘半年内实际成交均价10%”等3种涨价行为，将招致暂缓备案和发放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处罚。
“这种限价方法规避了被纳入限购名单的风险，可以说是限购大限逼迫下的缓兵之计。”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说。根据住建部给出二、三线城市限购的5项建议标准，韶关触及了“1月至6月新建住房价格指数月环比增幅较高、排名靠前的”等标准，理应进行“限购”而非“限价”。
事实上，韶关并不是近期个被迫提出“限价”的城市。今年7月中旬，河北廊坊市就开始行政“限价”，要求对新建商品住房预售、销售价格进行限制；7月下旬，河北秦皇岛市政府约谈开发商，传递商品住房的销售价格上限约为7000元/平方米的信息；山东烟台市8月2日也出台“限价”规定，要求部分新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涨幅不能超过5%。
“尽管各地限价的内容、方式有所不同，但目前却正在成为阻挡‘限购令’落地的盾牌。”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。据统计，7月份秦皇岛等城市房价同比涨幅在70个大中城市中靠前，甚至部分二、三线城市房价涨幅超过台州，但这些城市却更加青睐“限价”而非“限购”。这传递出地方政府试图“限价保量”的意图。
有业内人士表示，由于住建部的5条限购标准具有一定模糊性，一些地方政府便以“模糊态度”应对，寻找各种理由来规避“限购令”，这种动向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。
省会限购令的“松绑空间”
调研发现，当下二、三线城市限购呈现“两头热中间冷”的特点，即中央重视、百姓期盼，但一些地方政府却态度消极，处于“嘴上拥护、暗中抵触、不推不动”的观望状态。
对此，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等学者解释说，房价背后存在复杂的社会再分配关系，特别是涉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和政绩诉求。地方政府是否支持“限购令”，压力来源于土地、房产税及房地产业拉动的财政收入。
“如果韶关实行‘限购令’，当地房地产市场将会遭遇重创。”韶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坦言，“韶关市今年承担了14000多户居民棚户区改造任务，近20亿元的改造资金缺口还需要市里通过土地出让等多渠道筹集解决。”
这位负责人分析说，从地方利益出发，选择“限价”的影响较小，但“限购”会直接减少成交量，土地就不好卖了，从而危及地方财政收入，担心地方经济“受不了”。
尽管一些地方政府不希望“入围”限购名单，但也在为能否完成年初提出的房价控制目标担忧。一些地方官员表示，当“限价”执行不力时，再推出“限购”也不迟，否则房价过高也会被上级部门约谈问责。
事实上，即便“入围”限购名单，也有部分地方在“暗度陈仓”。上海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说，即便在二、三线城市中率先“限购”的台州市，也是“限新房不限旧房，限市区不限郊区”。
与台州相比，浙江衢州市近日发布的“限购令”更宽松，由“限三”变为“限四”，即在衢州市区有3套及以上房子的本地人，才不允许在市区买房。
而此前执行限购政策的一些省会城市，也为自己留下“松绑空间”。像石家庄市，限购范围是除了正定新区之外的主城区，同时放开了户籍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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